作者 | Bruce編輯 | 斯言
2022年4月,上海爆出疫情黑天鵝。多數在滬企業基本上處于停擺狀態,即使近期部分企業啟動復工復產,面臨的供應鏈和防疫保障壓力也客觀存在。
疫情封鎖之下,企業憑借什么穿越危機?
4月,XEV研究所在進行《魔都十二時辰》的采-訪時,從博泰車聯網的高管團隊那里,聽到了一個與“躺平”截然相反的自救故事。
故事開始于3月28日,上海以黃浦江為界,先后在浦東、浦西啟動封控。
感染病例在本土迅速蔓延,位于徐匯區的博泰車聯網也未能幸免。這家公司在滬員工有400多人,前后有4名員工核酸檢測顯示陽性,其中一名員工的家中5陽1陰。
另一邊,公司相關員工在居家辦公后,發現與業務相關的U盾被封在公司大樓。沒有U盾就無法發放工資。
還有一個問題非常棘手,用于登錄稅務系統開票的電腦,同樣被封在公司中。開不出發票,就意味著即使有訂單,錢也無法收回來。
這一切,還僅僅只是疫情沖擊的開始。
上海這一輪疫情爆發初期,除了員工感染、U盾和發票難題之外,一些合作伙伴也被封在了酒店。
原本,博泰與一些車廠、科技公司在上海設立了聯合研發中心,一些來自沈陽、大連、南京、武漢等地的團隊,會與公司一起進行開發。突如其來的封控下,這些人只能住在酒店或者宿舍,當即面臨物資緊缺的難題。
博泰車聯網總裁辦主任楊志航告訴我們,“有兩位分別從沈陽和南京過來的工程師,突然就被封在酒店里,酒店也幾乎斷糧了,一天只供一頓早飯。”
與此同時,公司內部也面臨物流方面的壓力。
防疫政策初期,物流優先保障民生。上海市內又在各區之間實行隔離,許多原材料廠家的物料很難進行運輸。物流變成了4x100米接力賽,原本一天可以送到的貨物,需要四天才能抵達。
面對這些大小事務,應宜倫一天要開七八個線上會議,通常一個會剛結束,另一個會馬上接入。應宜倫說,公司的總裁辦、供應鏈等許多部門,基本上每天忙到凌晨一兩點。一些緊急事務的處理會占據他們 40% 左右的時間。
應宜倫還記得2020年的武漢疫情,那場危機爆發后,公司就開始嘗試市面上的各種線上辦公軟件。
最終選擇了當時還不怎么知名的飛書,將辦公搬到了線上。
通過線上辦公,博泰開始解決諸多問題。
人永遠是第一位的。
總裁辦緊急組織了貨源,向被封控在家、生活困難的員工送去必需品和防疫物資,同步給被封控在酒店的送去自熱火鍋、即食食品和水果等。
應宜倫也沒有接受晚發工資的建議。
最后的解決辦法是,通過公司大樓的保安,以及公司的供應鏈工作人員,將U盾從辦公室保險箱拿出來,送到了人事負責人住的小區。4月工資沒有晚發,博泰保住了連續13年準時發工資的慣例。
比較難解決的是開發票的問題。
公司此前的預案是,將用于開發票的電腦運輸回員工家里。但后來發現,如果電腦在遠途運輸中發生問題,比如硬盤損壞,就會徹底影響到開票業務。
思來想去,團隊總算找到了解決辦法,就是借助遠程桌面預裝一些軟件,通過系統的方式來解決。最終博泰聯系到公司大樓的業主,進行遠程操控,將發票成功打印了出來。
接下來,解決物流難題。
此次上海疫情中的物流難題和之前的芯片供應短缺有著相似之處。不同點在于,芯片短缺是因為沒有貨源,而物流難題是沒有運力。
之前為解決芯片短缺問題,博泰已經投入數億元提前采購芯片。這次上海疫情中,博泰同樣不吝投入。
在原有的物流合作商基礎上,他們還自建了一支車隊,在上海、南京、廈門、武漢和成都等區域內進行短程接駁和專車運送。
這輪疫情期間,博泰與物流合作商配合,在浦東、閔行和嘉定等各區收集物料,然后送到全國性的物流公司,用專車送往其在南京或者廈門的生產基地,再將生產的成品運往全國各地的整車廠。
自建物流的好處是,可以在疫情期間做到“使命必達”。但這種方式成本極高,整個物流成本比正常情況下增加了三到四倍,且需要企業自行承擔。
上述種種,是疫情自救下的碎片化措施。在和我們回顧疫情期間公司的舉措時,應宜倫和團隊總結了一套方法論。
在疫情中自救,首先是要建立一套組織保障體系。
簡單來講,博泰成立了應急管理委員會,由應宜倫擔任總負責人。應急管理委員會下設芯片采購科、替代物料認可小組、物流應急小組和長鏈物流保供小組四個部門。
芯片采購科負責芯片保供。
此前,在應對芯片危機時,由于有很多現貨采購,會產生指標確認、芯片型號選擇等諸多新要求,為此,博泰把技術人員引入采購科,設置了芯片工程師崗位,讓他們進行專業判斷,加快采購決策。
并且,在采購工作中,尋找資源和負責追貨的是同一個人,這種靈活性成為后面芯片供應的保障。
除了提前購買芯片,為了應對進口物料防疫要求不斷加嚴,博泰還采取了不同的口岸多地報關模式,包括上海、廈門和深圳等,確保芯片不會因單一口岸影響而斷供。
當芯片真正沒貨時,替代物料小組上場,開始尋找替代物料資源。
公司執行副總裁張毅說,由于汽車行業非常注重質量流程體系和產品安全性,所有的替代產品必須按照流程辦事。想要得到客戶的認可,就要進行充分地試驗,充分地評估。
他告訴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原來就需要公司的很多部門參與進來,包括采購、質量、軟硬件研發、云端、測試、生產和中心實驗室等,而且還要和商務、客戶進行反復溝通。
成立替代物料認可小組后,首先在公司內部將所有的環節全部打通,隨著客戶在各自內部的同步打通,車企和Tier 1的兩個小組對接起來就非常順暢。替代認可的過程進行得非常快。
物流應急小組的成員,包括供應鏈負責人、倉儲負責人、計劃負責人,還有一個專門的崗位,內部叫做物流調查員。
物流調查員需要每天和公司所有的供應商進行確認,比如,這個區域有沒有疫情發生,現在的防疫政策是什么,車輛、人員能不能進出等等,然后將這些信息與公司的交付團隊進行同步。
如果遇到由外地來的車或者司機不能出高速的極端情況,就用自己或者當地物流合作商的運力,在當地防疫人員監管下進行短程接駁,確保物料和產品的運輸通暢。
最后,設立長鏈物料保供小組。
通常來說,一塊車載顯示屏的產業鏈大概涉及 7 到 8 個生產環節,這里會涉及大量不同的物料,以及不同供應商(Tier 1,Tier 2,Tier 3,Tier 4……)的保供。
再如PCB產業中有些物料的進口率達到80%以上。對于這類物料,長鏈物流保供小組就會打通各個環節的合作伙伴,輸出自身的關務、物流和計劃等能力,完成整個鏈條的整合和迅速交付。
基于這一套組織保障,博泰在疫情發生后可以迅速調整為臨戰狀態。
臨戰狀態,指的是按照戰時保障的邏輯,將關鍵系統進行備份。
博泰擁有廈門和南京兩大生產基地。兩個生產基地都通過了客戶審核認可,可以同步生產所有的產品。兩個基地的生產線項目相互之間可以切換,這就是產能雙備份。
兩大生產基地不僅是演習過,也實戰過。
去年廈門、南京分別出現疫情時,位于兩個城市的生產基地就各自啟動封閉運行,保障了客戶交付。今年二三月份,雖然廈門疫情并沒有很嚴重,但公司預判到輸入性的風險很大,又封閉了一個月。
通過封閉的演習和實戰,在疫情出現時,兩大生產基地可以在發出封閉的命令后,24 小時之內將所有人全部集結到廠里,進行封閉生產。
在XEV研究所與多位行業人士的交流中,許多人對上海疫情的突然降臨和之后的封控措施感到意外,也很難開展工作。
一些公司不僅沒有被疫情擊垮,反而能夠迅速自救,是其中少數的例外。
當然,博泰也并非完全擺脫了疫情的束縛。
比如,其在研發端現在只能推進兩項工作,產品規劃,以及硬件開發和軟件代碼開發。至于高精地圖測試、智能座艙量產前的測試、道路測試等工作,基本上無法正常開展。
在上海疫情數據處于頂峰時,應宜倫曾經設想過最壞的情況。
朝更壞的方向想,他決定在問題越來越惡化時,投入更多的預算。問題是,這會帶來企業的成本巨額增加,管理難度大幅擴張。尤其像物流供應鏈部門,這些負責人和團隊就和上海的居委會一樣,已經接近過勞狀態。
不過,即便在當時,應宜倫也沒有泄氣,仍然對完成全年18億元的營收目標很有信心。
應宜倫向我們總結了幾點經驗:
做決策時,應該基于最壞的情況。不能僅僅依靠外來的信息做決策,否則最終會把企業給毀掉。
公司要確保客戶的多元性,同時對員工、合作伙伴以及社會和國家要盡好自身的責任,進行一些風險的對沖。除了和一些車企合作,博泰還與國內一家ICT龍頭進行了戰略合作。此外,還在布局歐洲和東南亞的國際業務。
未來三到五年有巨大的不確定性,要做好應對。包括節省開支,增加融資、保持業務增長,以及完善供應鏈等等。
電動化和智能化的趨勢仍然會持續。油價漲幅巨大,很多人可能想的是,把傳統燃油車賣了買新能源車。智能網聯業務的增長空間還很大。
團結最重要。公司必須要學會活下來,必須要自救,必須要讓大家渡過這段艱苦的時間。
最后,雖然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克服困難保證正常運轉,但是在目前特殊情況下我們成本很高,所以希望政府在后期能夠出臺相關政策,給予創新企業、民營企業一定的扶持。
4月24日、25日兩天,上海疫情數據連續兩天大幅下降。25日晚上,應宜倫仿佛看到了希望,在個人朋友圈寫下這段話:
“二十二年前借了六萬元來到上海創業,一晃而過,期待這座城市未來還是一座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偉大城市。”
就在本文發出前不久,上海疫情新增數據進一步大幅下降,部分區處于社會面清零狀態,一些汽車產業鏈公司已經進入復工復產階段,希望的曙光正在出現。
來源:第一電動網
作者:Hi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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