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產業是現代化社會經濟體系的支柱產業，在以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中，智能網聯汽車產業將成為支撐全球智能社會運行的重要平臺。 　　

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十九大報告在講到“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時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集低碳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為一體的智能網聯汽車產業是國家非傳統安全領域內確保經濟安全、網絡信息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回首40年歷程，中國汽車產業圍繞產業發展安全問題至少經歷三次重大的博弈過程。產業安全觀的認知在做大的過程中逐漸清晰，在趨向做強的踐行中日臻成熟。 　　

一、合資合作的孰是孰非 　　

第一輪產業安全博弈發生在改革開放初期。 　　

當時，國家作出汽車產業有控制、設條件地對外合資合作的決策。多年來，汽車合資合作的路徑成敗與否始終是行業內外爭論不休的一個話題，“市場換技術”的爭論實質是中國通過合資合作能夠得到什么的大討論。 　　

汽車產業的技術內涵十分廣泛，既包括前瞻性科技積累、關鍵核心技術驗證及應用，制造領域大量口傳心授的“訣竅”和逐漸共性化的現代制造技術，還包括銷售服務技術等。“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中國汽車制造業期望既得到“魚”，又學會“捕魚”的技能；既精于制造技術、銷售技巧，也要掌控研發設計技術。爭取發展利益的主導權是產業安全的迫切要求。 　　

在這一輪產業安全的博弈中，中國究竟得到了什么？ 　

對合資企業的中方而言，在較短的時間內系統地學習到現代化制造的體系、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市場化營銷服務的全新理念。 　　

對產業而言，在國家政策的主導下，啟動了自上而下的汽車產業鏈的建設進程。外資和國企做了大量投入，形成連貫上下游的企業鏈；按照總成、系統及零部件制造的特點和分工，形成整車與零部件的供需鏈。 　　

對弱小的地方國企、迷茫的軍工企業和草創的民營企業而言，在起步時，不但從合資合作企業形成的零部件工業基礎中獲取國產化的總成和零部件，大大降低了初期的創業成本，還收獲了合資企業大量的外溢效益，如各類人才以及生產技術、管理經驗和市場營銷策略等資源。此外，處于“襁褓期”的中國市場和消費者對產品質量和銷售服務水平高度容忍，使得“不入流”的中國企業得以屢敗屢戰、容錯糾錯，贏得了生存空間和時間。 　　

經過十余年的奮斗，中國企業從仿制、集成到正向研發，逐漸形成產業的技術鏈，進而形成了產業間有機的價值鏈。產業縱向延伸和相關產業橫向合作的效率大幅提高，協同效應逐步凸顯。產業鏈的區域性聚集特征日益顯著，空間鏈的特質開始顯現。中國汽車業開始形成較完整的產業鏈體系。 　　

合資合作的路徑萌發了中國發展現代化汽車產業的憧憬。1994年發布的《汽車工業產業政策》，要求汽車業堅持對外開放合作，對內打造產業鏈體系，鼓勵中國企業拼博求存、爭取發展利益。長期處于封閉環境中的中國汽車產業，面對突然開放的陌生環境，在外資品牌一統天下的本土市場上，開啟了艱難尋覓中國汽車發展之路的征程?？梢哉f，沒有合資合作的路徑就不會有今天中國自主品牌汽車的重要突破。 　　

這個時期的汽車產業安全觀可以用三個詞概括：對外開放、拼搏求存、爭取發展利益。 　

二、加入WTO前后的產業安全博弈 　　

2000年以來，產業安全的博弈在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展開。這期間，中國汽車業既遭遇跨國企業強烈的正面阻擊，也取得超乎意料的優異業績，其中有三個代表性的博弈事件。 　　

一是在加入WTO交鋒中，堅守國家發展利益和產業安全。2000年末是中國加入WTO框架談判進入簽署文本的最后階段，當時歐盟突然提出要增加一項新內容作為簽署文本的條件，即要求中方取消《汽車工業產業政策》中關于限制外方汽車企業股比的規定。在這個重要歷史節點的博弈中，中國前方談判代表與國家經濟貿易和汽車工業的主管部門承擔了巨大的內外壓力和風險，有理有利有節地阻擊了節外生枝的無理要求，為處于起步期的中國本土汽車企業贏得了至少20年的發展保護期。 　　

二是打破常規，率先對內開放。在中國正式加入WTO前，國家開放了一批不同所有制企業的轎車生產資質。過去，按照項目審批制度規定，凡是國家投資的汽車建設項目必須經由國家批準；改革開放后這一制度改為無論是國家還是地方投資的乘用車項目都需要國家批準。制度設計上原本沒有民營企業造轎車的選項。加入WTO前，原國家計委、經貿委向國家提出“在對外開放前先行對內開放”的意見，建議批準一批“計劃”外的企業生產乘用車，以“鯰魚效應”推動中國汽車產業發展。通過“放開一批”，吉利、長城、奇瑞等民企和地方國企得以進入轎車生產領域，并最終脫穎而出。自此，中國品牌轎車的市場比例逐漸提升，洋品牌轎車價格一路下跌，汽車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逐漸成為拉動國民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支柱產業。 　　

三是在全球化風雨中見識國際仲裁世面。加入WTO后，中國搭上全球化的快車，其巨大的發展成就和發展潛力使國際秩序的制定者們開始調整策略，企圖遏制中國的發展勢頭。2009年1月，WTO爭端解決機構（DSB）通過了歐盟、美國、加拿大訴我國汽車零部件WTO爭端案的最終裁決，認定中國《汽車工業產業政策》有關進口管理中“整車特征管理”的條款以及海關總署等部門的相關管理措施違反WTO規則，要求我國取消有關管理措施。當年8月，工信部與國家發改委發布聯合部令，停止執行產業政策中有關章節的四項條款，海關總署會同有關部委同時廢止有關文件。這是中國汽車產業全球化進程中第一次在國際上經歷對簿公堂，在產業安全的正面博弈中得到歷練。 　　

加入WTO以來的17年，中國汽車產業在全球化博弈中得到了什么？ 　　

首先，形成全球最大單一市場的格局。自2009年開始，中國新車產銷量連續九年雄踞世界首位。與此同時，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也引領世界潮流。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如此開放的國內市場環境中，中國品牌乘用車和商用車的產銷量多年來堅守住“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國市場成為汽車產業生存博弈的本錢。 　　

第二，形成完整的現代化汽車制造體系。經過幾代汽車人砥礪前行，我國逐步實現產業鏈打造、產業集群、產業轉移等階段產業升級的歷史使命，開始向產業鏈國際化和產業鏈變革再造的方向挺進?，F代化制造體系成為中國汽車產業做大趨強的利器。 　　

第三，形成中國企業的方陣。經過市場的歷練和選擇，部分中國汽車企業錘煉出成建制的科研隊伍，培養出成千上萬的工匠群體。一批地方國企、軍工轉型企業和民營企業逐漸集結成中國方陣，形成中國品牌和合資品牌同臺競技的格局。脫穎而出的中國企業成為產業振興的靈魂。 　　

第四，產業生態環境大為改善。在宏觀層面，進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場配置資源的邊界，采取了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持續推進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汽車投資項目管理、汽車產品準入管理、汽車銷售管理出臺新辦法。放寬市場準入，簡化審批程序，減輕企業負擔，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等。汽車產業生態環境的改善，提振了中國汽車產業做大做強的信心。產業生態環境成為制勝的“底牌”。 　　

這一時期汽車產業安全觀可以用三個詞概括：深度開放、努力做大、鞏固發展利益。 　　

三、新時期汽車產業安全觀不斷擴展 　　

隨著建設制造強國成為國家戰略、進一步全面對外開放成為大勢所趨、《汽車產業中長期發展規劃》首次提出“全產業鏈實現安全可控”的理念，中國汽車產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進入高度低碳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時代后，屆時人、車、整車企業、零部件企業、出行服務運營商、城市系統運營商等將實現互聯，各個產業鏈環節上激發出來的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也將處于互聯狀態。這不僅涉及企業自身的運行安全，更關乎國家層面的云平臺、大數據和物聯網平臺的信息操作系統。智能網聯汽車產業成為維護國家主權、經濟安全、網絡信息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 　　

十九大已明確建設制造強國的目標，全面開放外資股比限制和繼續降低汽車產品關稅的時間表已在研究推進之中。在原有保護性政策措施全部取消的條件下，產業安全觀要從控制外方整車股比的內涵，外延到確保汽車全產業鏈安全可控，實現擴展發展利益的層面。 　　

新時期汽車產業安全觀可以用三個詞概括：全面開放、持續做強、擴展發展利益。 　

那么，中國汽車產業靠什么在保障全產業鏈實現安全可控的狀態下擴展發展利益？ 　

一看大局。如今的中國汽車產業手中至少握有四張維護產業安全、擴展發展利益的“王牌”：一是形成穩定且單一大市場的地緣優勢；二是已鑄就中國汽車工業現代化制造體系；三是聚集起優質本土企業的中國方陣；四是產業生態環境的預期積極正面。 　　

二看趨勢。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國家、產業和優質企業的生存需求和發展動機發生轉變，對發展模式有了新的設想和憧憬。一是合資方向的改變，從傳統汽車轉向新能源汽車領域既是宏觀的約束條件，更是企業的必然選擇;二是合資中方主體的轉化，從中央政府引導轉向地方政府推動，再轉向中國企業主動應對的局面;三是企業成分多樣化，企業主體從央企為主轉為地方國企和民企也積極介入;四是合資需求有變化，中方企業正尋求開辟產業升級和全球化的新路徑，外方企業則希望獲取“雙積分”以尋求市場份額和成本的再平衡;五是中外實力的對比，中方除市場實力外，開始擁有一定的技術實力和資金實力，外方從居高臨下轉向平等交流和合作;六是從內向外，從以國內市場為主轉向兼顧國際、國內市場。 　　

三看個案。從中國企業方陣總體的競爭力指標觀察，在一些局部開始出現突變的跡象，其中有三個顯著的特點值得認真研究：一是打破出身、學識和專業的固有觀念，在現代化工業時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依舊是真理；二是一系列成功的海外重組并購案，演繹出現代版“蛇吞象”的真實故事；三是通過合資各方努力，創建出具有鮮明中國文化底蘊和傳承國際技術血脈的合資自主品牌。這些企業在合資合作中的每一個項目都與新時期汽車產業安全觀高度一致。 　　

從吉利、長城、長安、上汽、北汽、比亞迪、廣汽、江淮和奇瑞等企業所展示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分析，構建“全產業鏈實現安全可控”的基本要素開始清晰，新時期汽車產業安全觀的雛形已經顯現。 　　

筆者認為，形成新時期汽車產業安全觀的基本要素至少應包括以下八個方面：堅守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術的自主性；呈現技術貢獻的雙向性；體現產品研發的互補性；鼓勵品牌建設的共享性；堅持國內外市場的開放性；維護供應鏈選擇和定價的互利性；增強合資企業中方的能動性；提升構建全球價值鏈能力的主導性。 　　

在新時期成長起來的各類企業如果都能在對外合資合作中踐行平等、合作、共贏和創新的追求，就有可能由點到面形成新時期汽車產業安全觀的整體解決方案。 　　

40年來，中國汽車產業已從有限對外開放、控制外方整車股比、支持中國企業成長、爭取發展利益的狀態，升華到深度開放、融入全球化、努力做大、鞏固發展利益的局面。從開放優先被動防守，到目標優先主動出擊，中國汽車產業安全觀在不斷豐富和升華，在全面開放、確保全產業鏈實現安全可控的格局下，指導中國盡早實現汽車強國夢。 　　

作者系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專家學術委員會專家，工信部產業政策司原副巡視員

本文首發于中國汽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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