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的深夜，合肥蜀山區高劉鎮附近的新橋智能電動汽車產業園燈火通明，塵土飛揚，一輛輛渣土車絡繹不絕地飛奔在無名馬路之上。那馬路不寬，恰好能讓兩輛車驚險地擦身而過，路面早已被碾壓得坑洼不平、泥濘不堪。

可就是這條殘破的路，這片荒蕪的地，默默無聞的工人與此起彼伏的尖刺喇叭聲，正承載起整個合肥的新能源產業之夢。

這片蔚來與合肥市政府共同規劃建設的新橋智能電動汽車產業園區，今年2月4日呱呱墜地。8個月后，隱匿在新港路北邊荒林中的蔚來廠區已經完成初期搭建，16950畝的產業園區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卻已在合肥市北豎起一座高聳的“信號塔”，以蔚來為中心，源源不斷地向著全球相關企業發出產業聚集的邀約。

“合肥不是‘風投’是‘產投’，不是‘賭博’是‘拼搏’”。四個月前,合肥市委書記虞愛華在央視的訪談節目中意氣風發，底氣十足。在這輪投資符合產業發展方向、符合國家政策導向的新興產業方面，虞愛華給出了地方政府到底該“投”什么的答案。

豪賭？內卷？

往事如昨，20年前的一幕幕，宿命般地再次輪回。彼時，從廣州到長春，從重慶到成都，“東方底特律”的名號帶著致命的魅力，足以讓神州大地從南到北都目眩神迷。可那些年里，產業大而不全，技術多而不精的魔咒始終旋繞頭頂，直到車市急轉直下，新能源狂潮瞬間來襲，單一的產業鏈條、過剩的產能配置以及緩慢的轉型進程等副作用乍現，將無數蕓蕓眾生推向窄門，重新摸索前行。

如今，在義無反顧的電動化轉型大趨勢下，各個地方又試圖跳出傳統車企的框架和束縛，“東方底特律”隨風而逝，“新能源之都”應聲而起，電池、服務、自動駕駛……新能源汽車成了一個載體，每一項全新的產業鏈條都潛藏著令人熱血澎湃的成長性與革命性。

于是，安徽、湖北、江蘇、江西等地聞聲而動，將自己毅然決然地送上風口浪尖。曾有數據統計，過去幾年間，陸陸續續有200余家新能源汽車企業成立，而這每一家站在風口中央的車企背后，都有不同的地方政府和數十位資本投資人，投資金額少則百億，多則幾百億。產業布局投資規模金額超過1萬億，產能規劃超過2000萬輛。

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一場場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新能源狂歡遍地開花，形成一個又一個清晰可見的“藍圖”。但是，成功畢竟是少數，失敗的泡沫在陽光下逐漸破裂，留下一地雞毛。

當南京智能電動車產業園逐漸荒廢、無人問津；當恒大汽車廣州、南沙工廠門可羅雀；當漢騰、國機智駿與愛馳舉步維艱、進退維谷……“投資過熱”的批評接踵而至，地方的新能源產業夢被潑了一大盆冷水，陡然成了這個時代人們眼中激進轉型的黑色范本，一個個倒在賭桌前的“賭徒”。

必須承認，在這場聲勢浩大的造車運動中，地方的政績沖動、缺乏約束力的監管機制以及隨處可見的新勢力騙局，確實讓這一次的產業轉型帶著“賭”的色彩。而從目前來看，佼佼者合肥是“賭”贏了，它以70億的股權融資撬動了千億的盈利，在產業培育以及投資回報兩個維度上創造出令人艷羨的“合肥效應”。

國家的頂層設計與地方的終端發力亦步亦趨，相輔相成。從這一角度來看，那些真正試圖借助新能源產業實現經濟轉型的城市們，在動因上肯定是“產投”，投身經濟建設、推動產業升級、拓寬就業方向。

30年前，它們中的大多數與傳統汽車制造業失之交臂，20年前，又與互聯網經濟擦身而過，如今，一個更有想象空間，更具前瞻視野的新興支柱產業擺在各個地方眼前，難免讓人心潮澎湃，摩拳擦掌。

它們擔憂掉入投機者的圈套之內，卻也更害怕落入產業停滯的困頓當中。“如果汽車產業再不謀求轉型，未來我們面臨的不僅是支柱產業能否支撐得住的問題，背后還有幾十萬人的就業問題，后果不可想象！”這是重慶的聲音，又何嘗不是每個在十字路口艱難抉擇的各地方政府的心聲。

只是，對相關產業的技術、供應鏈和市場缺乏全方位的研判，給予了諸多魑魅魍魎可乘之機，放大了項目風險，結局自然演變成了一場所謂的“豪賭”。當然，一個“賭”字并不足以完整而精確地概括這場聲勢浩大的地方造車運動。

西方微觀經濟學中存在一個概念叫做帕累托改進，是指“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通過改變現有的資源配置，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理想中的地方升級轉型創新就是在不以犧牲任何一方的利益為前提，通過優化產業鏈條中的任意環節，以整合區域有效資源、實現地方組織高效協作以及促進供需精準匹配。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產業鏈創新升級的本質其實就是帕累托改進。

而在新能源汽車產業散發的致命誘惑中，與其說各地方在孤注一擲地“賭”，不如說現實往往將地方資本慢慢推入違背汽車行業發展規律的方向。

雖說國家的頂層設計將新能源產業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各個地方一呼百應，為了爭取發展的主動權，吸引有潛力的新興產業進駐，從跑馬圈地到完善基礎設施，從稅收財政補貼到直接兜底注資，全力以赴地進行相關產業投資與布局，生怕落了后手。

可地方政府蜂擁而至，必然會導致產能過剩、供需失衡，新能源這條賽道的殘酷性就在于從來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攜手共贏，市場這只“大手”無時無刻不在撥弄著命運的輪盤，新能源產業大面積地布局注定會在分化的大勢里爆發內卷。

此時，地方政府實際上已經退無可退。一旦退卻，身后便是人才外流、就業下行、財政收緊、債臺高筑的泡沫破裂危機。所以，眾多地方政府在這場贏家寥寥的產業戰爭中明知前路兇多吉少，卻只能選擇硬著頭皮追加籌碼、不愿退出，希望以今日之挫折搏明日之坦途。

結果就是，地方個體的理性選擇不自覺地導致了地方群體的非理性事實，內卷的齒輪轉動，一幕幕匪夷所思的劇情開始逐漸上演。

“美美與共”

好在，“新能源產業之都”競爭之下，那些沉疴已久的觀念和守舊慣性，被舉重若輕地一一打破，這個演變過程本身便是中國制造業奮起反擊的關鍵節點。

從資本格局來看，在經歷過一段時期的蒙眼狂奔后，新能源勢力的未來與方向，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提前“劇透”。當新能源產業的窗口期加速縮短，資本市場也需要更加冷靜的思考，從市場估值上套利和從政府套利的短期行為將不再有效。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制造業的奮起直追，也讓新能源有了更為寬泛的產業內涵。無論是異常活躍的互聯網巨頭、VC、私募等資本力量還是蠢蠢欲動的地方投資，也將投資目光已經延伸到了新能源和智能網聯產業的上下游。

而作為投資成功的經典案例，合肥的碩果累累絕不是簡單的因為精準投資了蔚來，而是多年產業布局，謀求協同發展的綜合結果。

2008年，合肥投資京東方，2012年押注半導體，聯發科、長鑫、力晶等上下游企業也陸續跟進。數據顯示，近年來，合肥市政府已經投資了超過50新能源汽車項目，包括蔚來、江淮、國軒高科、華霆動力、巨一電機、長鑫存儲技術等多達120家企業，涵蓋整車制造、芯片、零部件等相關產業項目，投資額超過500億元。

“（集中在一起）最大的好處是集約、高效，還可以降低成本。初步估計，一輛車可以節省3000元的物流費用。”“窮怕”了的李斌，用最直白的話語道出了產業集群的優勢所在。

上海也是如此。引進特斯拉之后，上海目前與“新能源汽車”相關的在存企業已經高達到1.2萬家，其中2020年注冊量同比增長了100%，涵蓋了上下游產業鏈中的各個環節。特斯拉這條鯰魚，攪動的何止是市場格局，也在深刻改變著產業格局。

新能源成了一把烈火，在電池、電機、電控、電子架構等新能源汽車和智能網聯汽車產業鏈發展中形成燎原之勢，同時也點燃了合肥原有的集成電路、新型顯示、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戰略性創新產業的協同熱情，兩者之間實現同頻共振，不僅構建出產業閉環，實現合作共贏，也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原本產業鏈條中的種種隱憂，避免陷入無盡的囚徒困境之中。

當然，地方政府的投資不僅要在內部實現良性循環，更要與其他地方政府實現合作共贏、相互信任才能打破內卷的桎梏。此前，地方政府以財政和信譽融資做彈藥拼命競爭。如今，與鄰不為壑，各地方政府之間需要構建信任機制，將新能源的產業布局在各個地方內部進行統籌協調發展。

“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識早已在固步自封中被無情淘汰。特斯拉的供應鏈體系中，三花智控提供熱管理部件，寧波均勝提供傳感器；寧德時代提供主電池，京東方提供中控屏模組……特斯拉的背后是一個個地方產業“美美與共”的協同發展。

曾經有人疑惑，長三角各城市的產業屬性差異性并不明顯，為何沒有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內卷競爭？那便是因為，長三角城市在產業鏈的布局上形成了高效的互動機制，從研發到生產，從生產到服務，各個地方、每個城市之間的分工相當明確，共同收獲產業升級紅利，協同機制常年處于高頻運轉的狀態之中，自然不會出現嚴重的內卷化現象。

不光是在長三角，各個區域市場之間也都在有意搭建投資合作平臺，降低府際之間的投資成本，發揮地區間的資源優勢，合理配置生產要素，共同推動產業聚集的良好發展。

“北京新能源汽車有優勢，天津河北強化與北京的聯動，發展新能源汽車的零部件制造等配套產業。”新的競爭在開始，京津冀地區開始有意識地拒絕囚徒困境。相比于產能擴張性的投資，產業鏈優化投資加速產業聚集才更具實際的發展意義。

說到底，地方政府的投資焦慮也是一種新希望，因為內卷的焦慮中蘊藏著不確定性，也含著機遇。而在當前大國博弈的環境之中，制造業是博弈中最核心的競爭力，這里的故事不會有終局，卻需要地方政府的“百花齊放”來改變故事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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