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汽車電動化發展的趨勢下，鋰是動力電池的核心生產元素，被譽為“白色石油”。這篇翻譯自《衛報》的長篇文章，原標題是The curse of 'white oil': electric vehicles' dirty secret，作者Oliver Balch在文中介紹了電動汽車發展背后的骯臟秘密，讓你了解在追捧“白色石油”的過程中，人們是如何在以降低碳排放之名，行破壞自然環境之實。

智利阿塔卡馬鹽田平地洛克伍德（Rockwood）鋰礦的鋰鹽水池及處理區。圖片來源：Iván Alvarado/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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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昂·卡索特（Jo?oCassote）現年44歲，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畜牧業農民。他居住在葡萄牙北部山區，背靠土地為生，但他已經厭倦了這種苦日子，并且在考慮做出改變。后來，一種全新的礦資源瞬間成了他所在村莊的熱點話題。

相比其他的童年好友，卡索特是唯一一個沒有出過國找工作的人。因此，2017年，當他聽說一家英國公司在特拉蒙提斯（Trás-os-Montes）地區附近勘察鋰礦資源時，他立即跟銀行打電話，從銀行申請并獲批了20萬歐元（約157萬人民幣）的貸款。隨后，他購置了一臺約翰迪爾牌（John Deere）拖拉機、一臺推土機和一個便攜式儲水罐。

那家英國公司名叫薩凡納資源公司（Savannah Resources），是一家總部位于英國倫敦的礦業公司。該公司勘察團隊在卡索特農場所在的那片山丘，結合地質圖展開了有關勘察調研工作。整個勘察工作持續了幾個月時間。據初步計算，這片山丘可能藏有超過28萬噸的鋰礦資源。當地的這種銀白色堿金屬資源，預計足夠10年的產量。

卡索特與薩凡納資源公司位于當地的辦事處取得了聯系，這家礦業公司后來正式跟卡索特簽訂了合同，由他負責向該公司的測試鉆井地點供水。卡索特的投資回報相當迅速。不到一年的時間，卡索特就賺到了他平時在農場勞作五六年的收入。

薩凡納資源公司只是幾家對葡萄牙中部和北部豐富鋰礦資源感興趣的礦業公司之一。一夜之間，對這種“白色石油”的興奮與關注，主要源自于一項在當地很少見的發明：電動汽車。

電動汽車主要靠可循環充電的電池驅動，而鋰就是這種電池的關鍵活性材料。鋰礦資源主要以固體礦物形式存在于巖石和粘土礦床中，它也可以在鹽水中溶解。這種資源之所以受到電池制造商的青睞，其原因就在于，鋰礦是密度最小的金屬，就同等重量而言，其儲存的能量要多得多。

交通工具電動化已經成為向低碳未來邁進的首要任務。在歐洲，汽車出行占歐洲大陸所有碳排放的約12%。為了實現《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達成并承諾的約定，到2030年，歐盟成員國的汽車和廂型貨車排放量需要減少至少37.5%。

歐盟還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力爭在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減少55%。對此，歐盟和各成員國也投入了數百萬歐元的資金，激勵車主改用電動汽車。

部分歐洲國家在有關政策方面還更為領先，提議在不久的將來禁售新的柴油車和汽油車（例如，挪威的這項禁售令將在2025起生效）。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歐洲的電動汽車保有量將從現在的200萬輛躍升至2030年的4000萬輛。

預計，2030年歐洲電動汽車保有量將突破4000萬輛。圖片來源：Ben Margot/AP

在這場能源轉型戰之中，鋰是最核心的要素。鋰離子電池可以為電動汽車提供動力，同時還能儲存電網規模的電力（這種電池同樣應用于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中）。

然而，歐洲卻面臨著一個問題。如今，幾乎所有的電池級金屬鋰都是進口的。2019年，全球鋰產量主要來源于澳大利亞（占全球產量55%）。其它主要的鋰生產國包括智利（23%）、中國（10%）和阿根廷（8%），這些國家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都比較遙遠。

在歐洲，奧地利、塞爾維亞和芬蘭等國家都發現了鋰礦藏，但歐洲最大的鋰礦希望是在葡萄牙。葡萄牙政府正準備向國際公司頒發鋰礦開采許可，以開采本國的“白色石油”儲藏。

對于歐洲而言，在“自家后院”開采鋰礦，不僅物流方便、成本低廉，而且還可以減少交通運輸相關的碳排放。此外，由于新冠疫情所構成的大流行對全球貿易產生了巨大影響，這同時也保證了歐洲的供應安全。

事實上，早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鋰礦開采問題就引發了相關的警惕。

美國羅得島州普羅維登斯學院（Providence College）的政治經濟學家西婭·里奧弗朗西斯博士（Thea Riofrancos）指出，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日益嚴重，主要貿易國在貿易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摩擦。她稱，無論歐盟政策制定者在新冠疫情之前有什么擔憂，“現在他們所擔憂的，肯定比之前高出了一百萬倍。”

獲得鋰礦供應的迫切需求，掀起了鋰礦開采的熱潮。對“白色石油”的爭奪戰，可能會對開采地的自然環境會造成破壞。但由于這種資源有助于降低碳排放，礦業公司也因此把歐洲的環境政策用來當作背書。

“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我們現在的消費和生產模式，根本是不可持續發展的。”里奧弗朗西斯博士說，“每一輛電動汽車的背后，都意味著大量的鋰礦開采、提煉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污染活動。”

在特拉蒙提斯地區的小村莊Muro，卡索特也有自己的擔憂。當地鋰礦勘察階段的工作于去年早些時候已經結束，但他購買的昂貴機器卻閑置在了農田里。

薩凡納資源公司還在等待葡萄牙政府為其頒發鋰礦開采許可。薩凡納資源公司承諾，如果能獲得許可，其將在該項目上共計投資1.09億美元。此外，這個項目還將在山坡上開辟一個像開放性傷口一樣的采石場。卡索特對此并不介意。他只想回到他的推土機上。

就鋰礦開采而言，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卡索特那樣保持著高漲的熱情。現年50歲的馬里奧·伊納西奧（Mario Inacio），是一名職業舞者。過去30年來，他一直居住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去年，他回到了自己在葡萄牙的家鄉，計劃在充滿田園風光并與世隔絕的鄉村深處，打造一個瑜伽療養地，讓慕名而來的客人能夠在鳥鳴聲中醒來。

伊納西奧和他的伴侶米爾科·普林斯（Milko Prinsze）已經選中了一個完美的地點——葡萄牙中部的一個廢棄農莊，農莊周邊有一片占地面積約47英畝（約19萬平方米）的荒蕪之地。農莊主屋需要徹底翻新，但其余地方都基本與他們的預想一致。

第一次開車走在蜿蜒坎坷的車道上時，伊納西奧欣喜地談論著他們可以做出的改造計劃——把房子的功能區域擴大，外圍建筑改造成私人生活區，并且在巖石上開辟一個天然的水池。他還找到了用作瑜伽室的位置：一個可以看到開闊草地和遠處山丘的小山坡。

在這對夫婦第一次看上這個地方的六年之后，他們的瑜伽療養勝地Quinta Da Lua Nova終于準備好面向付費客人開放了。

然而，新冠疫情的突然暴發，直接導致了國際游客的短缺，療養勝地僅有的九間客房也很難達到滿房狀態。此外，還有一個更大的顧慮，籠罩在伊納西奧投入畢生積蓄的這一事業上。

伊納西奧走到一樓的一扇落地窗戶前，指著外面那片一望無際的草地說，“這一片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用來開發鋰礦。”

過去幾年以來，葡萄牙各地一小群焦慮的居民聚集在一起，公開發表了他們對政府支持鋰礦開采計劃的擔憂。

由于公開的信息不多，這些團體只好向當地規劃部門和市政廳展開有關咨詢。就伊納西奧的咨詢而言，他稱，他被告知自己提交的信息會被“轉達”。但自那以后，他再也沒有收到任何答復。

與此同時，據有關報道，包括薩凡納資源公司和葡萄牙本地的鋰礦資源公司Lusorecursos等多家公司已經在葡萄牙各地展開了早期階段的勘察工程工作。

有反對者甚至找到了一份葡萄牙能源部于2016年委托展開的葡萄牙鋰礦資源技術評估報告。后來，有關政府部門的發言人證實，政府目前正在與多家礦業公司展開討論，但目前尚未做出明確的決定。

若昂·卡索特（Jo?oCassote），圖片拍攝于葡萄牙北部某可能用作鋰礦開采之地。

伊納西奧和一些對鋰礦開采保持關注的當地居民建立了各種WhatsApp和Facebook聊天群組。2020年1月，一張地圖開始在這些聊天群組中流傳。這張地圖是由當地一位專門從事制圖工作的軟件開發商制成，內容似乎印證了他們最擔心的事情。

地圖上，各種各樣的幾何圖形組合分布在國家地圖版圖的內陸地區，毗鄰圈劃的多個自然保護區。

一系列地方和全國性的抗議活動，包括2019年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舉行的游行活動，都試圖在提高普通民眾的意識，讓人們了解現代采礦業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影響，包括潛在的工業規模的生態環境破壞、化學污染、噪音污染以及較高程度的水污染。

此外，他們還提出了對旅游業影響的擔憂。旅游業是葡萄牙內陸地區的經濟支柱，2019年這些地區的旅游收入高達184億歐元（約1480億人民幣）。

所有的這些擔憂都出現在一個公民運動聯盟最近發表的所謂的“國家宣言”中。盡管當地媒體進行了大肆報道，但就目前情況來看，其影響力卻微乎其微。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國性環保運動的相對薄弱性。葡萄牙是歐洲少數幾個沒有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分支機構的國家之一。據歐盟的一項調研，在所有歐洲消費者中，葡萄牙人最不愿意支付更多的費用購買生態品牌產品。

對于來自葡萄牙布朗庫堡（Castelo Branco）中部地區巴爾科村（Barco）的43歲大學講師瑪麗亞·卡拉莫（Maria Carmo）來說，這種缺乏參與的現實情況表明，大多數城市和沿海地區的葡萄牙人對該國內陸農村地區的感覺都是冷漠的。

過去約50年以來，葡萄牙農村地區的總體人口一直在持續減少。數以十萬計的人口都離開了人口已經匱乏的貧窮內陸地區，到國外或者該國沿海城市開始了新的生活。這些人基本上沒有再回過家鄉。

如果附近地區的鋰礦開采許可獲批的話，伊納西奧和一部分堅定擁護者準備在法庭上與之抗爭。卡拉莫就不那么確定了。她在布朗庫堡的活動團體已經解散了，其中半數成員都對村莊里露天開采鋰礦的可能性保持開放態度。

據他們稱，如果這件事情必然要發生的話，那為何不協商獲得一定保證呢？當地村民還說，巴爾科村過去本來就有個錫礦，所以情況也不算特別糟糕。

然而，卡拉莫卻認為，把這兩種礦藏開采做比較本來就不正確。她的父親和祖父都曾在村外的那個錫礦開采地工作過，這個錫礦在上個世紀60年底初關閉。當時，采礦規模小，而且是在地下展開的作業。

相比之下，這個新的鋰礦卻可能要開鑿半座山，甚至還可能會破壞山頂上青銅時代人類定居地的遺跡。村民們還擔心，化學品的排放問題還會污染附近的澤澤雷河（Zêzere River），而他們的莊稼還需要靠這條河水來灌溉。

經過三年的抗爭，卡拉莫已經身心疲憊，準備放棄。她感覺政府部門完全是閉目塞聽，而她身邊的那群積極分子也已經喪失了興趣。“如此大的破壞。”卡拉莫說，“這到底是為了什么？難道是為了巴黎和柏林那些具有生態環保意識的城里人自我陶醉地開著零碳排放的電動汽車到處奔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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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阿塔卡馬鹽田平地SQM礦業公司的鋰鹽水池及處理區鳥瞰圖。圖片來源：Iván Alvarado/Reuters

另一方面，支持者葡萄牙發展鋰礦開采的人認為，對當地的破壞是解決氣候危機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一個小代價。他們指出，風力發電站、太陽能園區以及水力發電站等創新項目，從長期來看有助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且還會對當地居民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

在薩凡納資源公司發布的投資者須知說明中，其提到計劃開采的這一礦產，在長達11年的開采期內預計可以實現15.5億美元收入，這些資源可以用于制造足夠多的電池組，并且能避免1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

薩凡納資源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大衛·阿徹（David Archer）的態度還更為樂觀。他在倫敦總部辦公室說道，薩凡納資源公司的這一筆數百萬美元的投資，可以提高“全球公域的整體質量”（譯者注：全球公域指處于國家主權管轄范圍以外的區域及其資源）。

他給出了幾個非常簡單直白的等式：鋰礦等于電池，電池等于電動汽車，電動汽車等于交通碳排放，交通碳排放又等于減少面對當今氣候緊急狀態的脆弱性。

阿徹還補充說，這個項目還將為當地帶來新的就業機會（在特拉蒙提斯地區提供多達800個就業機會）、增加當地稅收，并且為葡萄牙的經濟帶來4.37億歐元的增長。阿徹稱，從投資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絕對值得投資的項目”。

對此，葡萄牙政府表示贊同。在一個針對外國投資者的宣傳視頻中，葡萄牙環境部部長還將葡萄牙稱作“世界能源轉型的領導者之一”。該短片還強調了本屆政府對生態創新新政策的“堅定承諾”。

反對者則認為，只有是有利可圖的領域，當地的環境影響幾乎總是被忽略。公益性國際聯盟組織行動援助（ActionAid）全球氣候負責人哈吉特·辛格（Harjeet Singh）表示，幾十年來，同樣的困境已經使國際氣候談判受挫。

北營國家希望達成更嚴格的排放目標，而南營國家目前則關注的是經濟發展，并合理地認為，應對并解決氣候危機的重任，應該落在對造成氣候危機負有主要責任的后工業社會身上。

“綠色科技對于向可再生能源過渡至關重要。”辛格說，“但這并不代表不會產生不利影響。我們需要確保的是，不能總是讓最貧窮和最邊緣化的國家和地區遭受這些不利影響。”

智利阿塔卡馬鹽田平地SQM礦業公司的鋰鹽水池及處理區鳥瞰圖。圖片來源：Iván Alvarado/Reuters

在南美洲國家智利，關于礦藏開采影響的抗爭已經存在并持續了多年。現年36歲的拉蒙·巴爾卡扎（Ramón Balcázar），是一名社會活動人士。他出生于智利中部奧希金斯（O’Higgins），并且在這里長大。

巴爾卡扎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是著名的產銅地區。他很早就意識到了大規模采礦的潛在危害。長期以來，有關土地使用、水權以及化學污染的糾紛，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他還處于青少年時期的“主旋律”。

六七年前，巴爾卡扎搬到了智利北部綠洲小鎮圣佩德羅德阿塔卡馬（San Pedro de Atacama）。這個小鎮位于著名的安第斯鹽田附近。從遠處來看，這個小鎮全景就像是一大塊粗糙、灰白相間并且日照充足的地毯。在這片廣闊無垠、萬里無云的沙漠晴空下，巴爾卡扎終于感受到了自由的呼吸。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卻走進了另一個“戰區”。這個小鎮位于一個礦區的最西端，這個礦區的北方，穿過阿塔卡馬沙漠（Atacama desert）就是玻利維亞，而西邊就是阿根廷。這一地區氣候極其干燥，其干燥程度是美國加州著名景點“死亡谷”（Death Valley）的50倍。該地區干涸的表面之下，隱藏著一個富含礦物質的地下世界。

歷史上，有許多礦業公司就曾在這個地區開采過礦藏。其中，最多的就是豐富的銅礦，其次還包括少量的碘礦和硝酸鹽礦。據有關估計，這里還蘊藏著多達全球一半儲量的鋰礦資源。

在5到10年前，當鋰離子電池的話題開始在這個地區每個采礦小鎮流傳開來時，一夜之間增加了許多開采許可申請和投資，并且有關開采設施也進行了擴張。這個地區后來被稱為“鋰三角”。

礦業公司堅稱，其采礦業務是可持續的。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Mexico City）攻讀研究生學位的巴爾卡扎說，礦業公司的這一說法根本站不住腳。沒有人知道，如此大規模的鋰礦開采，會不會對阿塔卡馬地區脆弱的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什么影響。

與葡萄牙不同的是，這里的鋰礦是在鹽水中發現的，所以采礦作業不會使用炸藥和推土機，也不會留下難看的坑。相反，這里有一連串大型、整齊分離的蒸發池，里面裝滿了數百萬公升的鹽水。這些鹽水都是從地表下抽出來的，置于鹽水池中在烈日下蒸發。

像巴爾卡扎這樣的居民，其主要顧慮是該地區大而空的地下含水層，即抽出鹽水的含水層。他們認為，這可能會引起一場災難。在富含鹽水沉積物的含水層上面，是一層干凈的地下水資源。因此，抽出鹽水層可能會直接污染寶貴的地下水資源。

巴爾卡扎一直在與安第斯鹽田多民族觀察站（Plurinational Observatory of Andean Salt Flats）合作，這是一個由科學家和相關公民組成的組織，旨在為當地繪制生態環境變化圖。他們的證據，包括牧場面積萎縮、農作物歉收，以及動植物群的消失等等，都指向了荒漠化進程，并認為這是鋰礦資源開采加劇所導致的直接后果。

巴爾卡扎稱，擾亂一個“巨大、復雜的水文系統”所產生的影響，無法在一兩天就看出來，“但毫無疑問的是，其中絕對與鋰礦資源的開采有關。”

前不久，鋰礦公司SQM的業務拓展計劃被智利某法院以環保因素為由叫停。但除此之外，其他幾乎所有旨在獲得當局支持的努力都失敗了。在智利，巴爾卡扎說，為了發展的名義，某些領土和自然環境總是“值得犧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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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senfeld公司的鋰回收設備。圖片來源：Duesenfeld

當礦業公司在世界各地的沙漠和鄉村尋找鋰精礦的同時，也有機構和組織在尋找不用派礦工下地面就能制造電池級鋰的方法。

在德國薩克森自由州（Saxony）農村的一個四周都是田野的工業區，現年37歲的克里斯蒂安·漢尼斯（Christian Hanisch）就在通過回收端來尋找解決方案。“如果不從地下挖掘鋰礦，而是利用現成的某種含鋰成分的成品呢？”他說。

過去10年，開采和提煉的鋰礦資源超過了50萬噸，其中絕大部分都用于那些已經或者即將淘汰的廢棄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中。

漢尼斯在德國洛桑聯邦理工學院（Braunschwei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攻讀博士學位時，合伙成立了一家專業的回收公司Duesenfeld。在公司辦公地一樓簡陋的辦公室里，漢尼斯承認，目前的挑戰仍然非常大。

日常生活中，各種設備中的鋰離子電池的體積通常都不大，而且微小難弄。因此，從可行并有望成功的立足點出發，漢尼斯決定從大的著手，從廢舊電動汽車電池開始。他指了指窗外，隔壁工廠外的柏油路上，堆放著幾塊剛送來的電池組樣品。每塊電池組的大小與厚實床墊大小相當。

拆除電池的沉重塑料外殼并不難，真正的挑戰在于電池芯內部的鋰。

目前，主要有兩種可選方案：要么將這些組件加熱到300℃左右，從而讓鋰蒸發出來，要么就通過酸和其他還原劑將鋰過濾出來。由于鋰的高度波動性（容易爆炸），加之還與其他金屬混雜在一起（混雜其他金屬是為了更好的導電性），這兩種方案的難度實際上還更大。

據有關行業分析預測，全球鋰回收行業的產值在未來十年內可能會增長12倍，到2030年將突破180億美元，回收行業創新者之間的競爭也還在升溫。

僅在德國，Duesenfeld公司就面臨來自至少三家鋰回收初創企業的競爭。在鄰國比利時，城市廢物回收企業Umicore（由一家冶煉公司轉型而成）正研發自己的核心技術，但目前沒有透露任何細節。在法國，也有一家在歐洲境內比較有影響力的公司Snam。

令漢尼斯非常有信心的是，他研發的工藝流程具有一定的優勢。他合伙創立的Duesenfeld公司沒有采用高溫加熱（高能耗）或還原過濾（劇毒）的方式，而采用的是機械分離方式。這種方式主要是通過物理方式將電池拆解，并通過磁化和蒸餾的組合方式提取剩余的鋰殘留物質。

從奔馳S級混合動力汽車拆解出來的鋰離子電池。圖片來源：Alamy

在Duesenfeld公司的工廠，在一片嘈雜的嗡嗡聲和叮當聲中，整塊后墻面前有一個類似潛水艇的大型圓柱形裝置（據稱是“破碎機”），裝置中部空間有各種管道和漏斗，還有傳送帶和工作臺。整條生產線讓人看不明白哪里是起點和終點。看著自己的發明，漢尼斯表露出一副極其開心的表情。“這的確很嘈雜，”他承認道，“但這是最綠色的鋰回收方式。”

漢尼斯在薩克森自由州農村的一個農業家庭中長大，這一背景也激發了他在環境保護方面的遠大志向。去年初，他又成立了一家咨詢公司No Canary，主營業務是提供專業的低碳咨詢服務。

其業務范圍涉及從材料階段到終端處置全流程的低碳解決方案，不僅包括電池，而且還包括整臺電動汽車。“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瑞典激進環保主義人士）是對的。”漢尼斯在他舉辦的首屆網絡研討會上說道，“我們在低碳化方面的步伐還不夠快。”

減少或不再使用汽油車和柴油車不是唯一的問題核心。從制造端來說，無論是電動汽車還是其他類型的汽車，都會造成碳排放，比如熔煉車身鋼材料所需的煤炭，以及跨洋運輸電子元件所需的柴油等等。

就當前而言，制造鋰離子電池所需的額外材料和能源可能意味著，制造電動汽車所產生的碳排放比汽油車或柴油車還要高。據有關數據，制造電動汽車所產生的碳排放高出了38%。在國家電網的電力實現完全可再生之前，為電池充電在一定程度上還將依賴煤炭或燃氣發電站。

就電池成本而言，鋰的成本僅占一小部分。這即意味著，制造商不太可能去尋找造價更低的替代品。事實上，回收鋰的成本比從地下開采鋰礦資源的成本還高。

對漢尼斯而言，其主要成本之一就來自于終端流程：將回收的鋰從回收狀態（硫酸鋰）轉化為可用作電池的形式（碳酸鋰）。由于沒有資源建造自己的化工廠，Duesenfeld公司只好將其終端產品（一種顆粒狀貴金屬混合物）交付到一個濕法冶金工廠進行最終處理。

美國伊利諾伊州阿貢國家實驗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電池回收系統專家琳達·蓋恩斯（Linda Gaines）表示，對于現有的回收工廠來說，鋰并不是主要的利潤來源。“真正賺錢的是回收鈷、鎳和銅，鋰并沒有太大的價值。”蓋恩斯說。

與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電池板一樣，隨著電池制造商的規模擴大，回收鋰的價格可能會下跌。如果這個假設成真的話，那接下來可能會出現嚴重的供需失衡問題，并且亟待解決。

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預計未來五年電動汽車的總銷量將增長4倍以上，達到1100萬輛。因此，對鋰的需求也會相應增加。

據彭博社能源財經（BloombergNEF），到2025年左右，每年的鋰消費量可以輕松突破70萬噸。因此，即便Duesenfeld公司及其競爭對手能夠回收過去十年內生產出的所有鋰，到2025年，也只能夠為新的電動汽車電池提供約九個月的電力。

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經濟衰退，給相關活動按下了暫緩鍵，新的鋰礦開發需求也大幅降溫。隨著疫情對全球造成的影響不斷延長，購買新車的需求，包括環境友好型汽車，也不再是消費者的迫切需求。

隨著制造速度的放緩，全球市場上鋰過剩問題也直接抑制了“白色石油”的迅速發展，只不過這一切都只是暫時性的。

投資者仍然看好鋰的長期發展前景。隨著美國新一屆政府的上任，應對氣候危機的措施有望重新獲得支持。在美國大選后的兩周內，總部位于智利的鋰礦公司雅保（Albermarle）股價上漲超過了20%。英國首相鮑里斯殿·約翰遜（Boris Johnson）也宣布，英國計劃從2030年起全面禁售汽油車和柴油車，這則消息也給對市場起到了激勵作用。

歐盟委員會仍然希望有一個屬于歐盟的鋰產業。去年9月，斯洛伐克外交官、歐盟委員會副主席馬洛什·謝夫卓維奇（Maro? ?ef?ovi?）公開贊賞葡萄牙的計劃，并稱其是汽車行業的“必要一步”。謝夫卓維奇還承諾說，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lnvestment Bank）還將隨時提供必要的協助。

他的言論與歐盟推出的一項新的原材料戰略不謀而合。該戰略的目標之一，就是到2030年實現歐洲鋰供應量增加18倍，同時減少歐洲對第三方國家鋰供應的依賴。

對于葡萄牙鋰礦計劃的反對者而言，這是令人極其沮喪的消息，但謝夫卓維奇也給他們提供了一絲安撫。他聲稱，必須要跟“當地社會”對話后再做出是否開采的決定，“我們必須向當地保證，這些項目不僅具有足夠的重要性，同時還將有利于該地區和國家的發展。”

現代企業責任運動就是建立在這樣的邏輯之上而發展起來的。首先，它并不承諾消除所有負面的工業影響。相反，它承諾的是“管理”這些影響，然后用謝夫卓維奇的話來說，用補償性的“利益”來平衡任何潛在的損害。

就葡萄牙北部薩凡納資源公司開發的鋰礦而言，該公司承擔采礦會對當地環境造成影響，但同時也辯稱，相比好的方面而言（比如外來投資、新增就業以及社區項目等等），這些影響實際上利大于弊。

智利洛克伍德礦開采出來的經加工后的碳酸鋰樣品。圖片來源：Ivan Alvarado/Reuters

倫敦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的葡萄牙籍環境建筑師戈多弗雷多·佩雷拉（Godofredo Pereira）對此持懷疑態度。

他對智利鹽田開發的一手觀察表明，跟當地社會展開對話的提議最多只是空有其名。即便是在阿塔卡馬，雖然有關國際協定已經賦予當地土著群體“自主、事先的知情同意（FPIC）”權利，但是像巴爾卡扎等反對者的聲音仍然很難被聽到。

相反，支持采礦的群體觀點卻被認為是普遍觀點。如有必要，只需要將鋰定義為具有“戰略”或“關鍵”國家價值的礦物，就不需要或者可以削弱取得有關方面同意的必要性。考慮到鋰對減緩全球變暖和更清潔空氣的積極貢獻，這樣的做法并不難。

另外，佩雷拉還認為，承諾的平衡往往也不會像它們最初看起來的那樣。企業責任的自愿性，即意味著如果礦業公司愿意的話，他們可以改變主意。即便當地團體成功地談妥了一筆固定的特許權使用費（以阿塔卡馬一家主要的礦業公司為例，特許權使用費為銷售額的3.5%），當地群體也經常會在隨后的分賬斗爭中出現分裂。

事實上，以綠色科技的名義來挖空葡萄牙的礦山，可能仍然是可以避免的。一種替代性的、爭議性較小的技術可能會出現。例如，丹麥氫氣公司Green Hydrogen Systems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可以幫助歐洲減少多達10%的碳排放。

更直接的解決方案，就是重新思考我們的出行方式。正如普羅維登斯學院的里奧弗朗西斯博士指出，如果每個人出行都能夠選擇“合理的交通方式”，比如火車、電車、電動巴士、自行車以及拼車等方式，那么對各種乘用車的需求肯定會在一夜之間萎縮。

然而，對于葡萄牙的反對采礦群體而言，時間卻在流逝。里奧弗朗西斯博士認為，當地居民必須要求對話，以便“就希望達成的發展模式展開對話”。

他稱，如果人們能更好地了解有關情況，輿論就有可能站在他們這一邊，該國的鋰礦開采計劃就有可能被擱置。這樣來看，葡萄牙綠黨前不久針對開采政策提出展開全國影響評估的要求還是有希望的。

葡萄牙的反對者可以看到的是，阻止綠色增長并不會讓他們走得太遠。葡萄牙的內陸地區需要投資與發展。在卡索特所在的鄰村，一個操場的圍欄上掛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珍愛生命，遠離礦井（Sim à Vida, N?o à Mina）”的標語。

對于包括伊納西奧和卡拉莫等反對采礦的人士而言，“生活”就是生態旅游、再生農業、當地供應鏈和其他形式的低碳生活。對于卡索特而言，這意味著體面的工作與可觀的工資。為了綠色未來，同時考慮這兩種視角的觀點將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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